【深坑】Not Death But Love（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8是个吉利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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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死生之间
《Harold Finch回忆录》第三章节
1938年8月 伯尔尼
从德国柏林到瑞士首都伯尔尼坐火车需要大约18小时左右。18小时说短很短，说长又很长。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那只是一天时间的三分之二，是漫长生命中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段时光。而对于我来说，这18小时恐怕比一个世纪都要漫长。很多时候，我都试图自我催眠，告诉自己你不过是一个前往伯尔尼的普通游客，你双腿上绑着的两个信封袋里藏的只不过是你不愿意被妻子发现的私房钱。
可能是那些“私房钱”的面额实在太大，我的双腿止不住地抖动着。我推一推架在鼻子上的金丝边眼镜，从西装口袋中拿出白色的手帕。天哪，天气如此炎热，而我的手帕上早已沾满了汗水。
我的双眼逡巡过每一个乘客的面容，试图辨别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在那些看着书籍、报纸或是望向窗外的人里，或许会有来自德国的秘密警察，他们口袋里的枪口会对准任何一个他们怀疑的人，或许又没有。我说不清，我汗如雨下。
如果你仔细看我的双腿，你会发现枪伤的痕迹。那是这份工作留给我的“礼物”，不论我有多么心不甘、情不愿，可我总不能谢绝别人的馈赠。
我对此毫无意见，可是现在早已缝合的伤口却开始作怪，像是千万只蚂蚁同时在吞噬着我的肌肉。但我不能有丝毫的动作，双腿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有可能让我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我可以不在乎我的性命，可这份情报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我不能不在乎这一条。
我在内心里向上帝祈祷，我从来不相信虚无缥缈的上帝，可这一刻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宁可匍匐拜倒在上帝的脚下。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信仰上帝，在那之后，我也不曾成为忠实的信徒。可是在那一趟开往死亡的列车上，上帝却听到了我的呼唤，亦或者他亲自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在车厢内遇到了我的“故交”John Reese。
“故交”这个词放在我和John Reese身上可以有很多层含义。我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也曾是生活中的挚友。
和我一样，John Reese也是一位潜伏在德国的英国情报人员，我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只知道他在柏林。而他也不知道坐在这趟火车上的我，是身负怎样的任务。我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叙述我目前的状况，我可能需要他的帮助才能在长达18小时的时间里保住这份绝密文件。
John拿出了两份外交部密封文件，他把绑在我腿上的绝密文件放进了密封袋，将盖着外交部大印的文件塞进了我的裤腿。他告诉我，这趟火车的确存在着秘密警察，他们正在有条不紊地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排查。那些秘密警察绝无胆量打开外交部的密封袋，而我腿上绑着的外交部文件则能充分证明我的身份。
我们坐在John的车厢里，静静等待着秘密警察的到来。我很想开口叙旧，可John却执着于聆听着门外的脚步声。火车的车轮碾过一截一截铁轨，我们距离伯尔尼越来越近，距离生还，越来越近。
当我就快睡着的时候，John突然摇醒了我，他已经听见了德国军人那标志性的脚步声。后来我曾试着用John教我的方法来辨别脚步声，可我无能为力。就像John在柏林牺牲的时候一样，我无能为力。
John说的没错，那些警察根本不敢翻开外交部的密封袋，而他们也没有发现我藏在脚上的秘密。
就这样，我们逃过一劫。
John的表情松弛下来，他说这些年他在柏林，在外交部。他的手撑着头，看向窗外，他说，“真幸运，我能在这辆列车上遇到你。”
我才是应该感到庆幸的那个人。
到达伯尔尼之后，我们各自前往彼此的目的地，随后在一间咖啡馆见了一面。临别的时候，他露出了笑容，随后他挥手，走进了人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John Reese。
1939年11月，我听说了他的死讯，是他手下的间谍卧底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她的脸上古井无波，像极了在伯尔尼列车上听德国警察脚步声的那个John。
她没有告诉我John是为何而死，她只告诉了我他们之间传递信息的方法，在德国的目的以及任务目前的完成情况。她想通过我，再次与英国情报总部取得联系。
我默默记下了她的信息。也许你要问，我是为何会相信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间谍。因为她拿着John的信物。那是一把小小的手术刀，而John的代号，正是“手术刀”。
不得不说，John的命运和他的间谍有异曲同工之妙。很久以后，她，也就是Sameen Shaw把她的信物交给了我的间谍，Root。那是一把小小的锤子，而她的代号，正是“锤子”。
如果我当时没有主动向总部申请接管John在德国的工作，Shaw和Root的命运会不会完全被改写？我问过自己无数次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不知道。